11月10日，《财经杂志》刊发专访。布鲁盖尔研究所所长泽特迈尔早前出席上海外滩年会时留下一句判断：“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新的德国。”他想表达的是，中国在技术与制造业层面追上欧洲，不少赛道甚至实现领先，局面类似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崛起给英国带去的冲击。 该判断附带的历史参照是：领先位置发生转移，并不代表原先的经济体一定会垮掉，但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注定充满阵痛。泽特迈尔说出这番话时，欧洲正处于对自身发展轨迹的集体焦虑之中。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院长瓦西在6月的评论中算了一笔账：2008到2025这17年，欧盟经济在全球的占比从30%跌到17%；他以此对比1820至1870年中国经历的类似下滑，称按相对速度，“我们的衰退速度是清朝的三倍”。 英国《金融时报》10月的评论提醒欧盟，不要一门心思盯着如何限制中国商品，更要紧的是先做好自身改革。三份不同材料指向同一个问题：欧洲走到当前这一步，原因究竟出在哪里。 该评论把中国商品的影响逐条拆开核对：2025年欧盟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接近三分之二集中在机械设备、化工品、汽车等五类产品；制药、特种电子等高附加值产业规模仍在扩张，过去十年欧元区整体制造业产值、实际增量和就业人数都在小幅上涨。 欧洲央行研究数据显示，2000到2022年，大量采购中国中间零部件的欧盟行业，工业年产值增速因此拉高0.6个百分点。低价配件虽然挤压本土配套厂商，却帮欧洲高端制造压低了生产成本。 在核心赛道上，欧盟主要出口的500类工业产品里，只有一小部分在海外市场直面中国的激烈竞争；阿斯麦的光刻机、蔡司的光学镜头，至今仍是国内难以替代的供货方。欧洲地缘战略专项调研提到，有41条关键产业链，中国超过八成的相关进口依靠欧盟。 2024年，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发布欧洲竞争力报告，判断欧洲每年需要额外投入7500亿至8000亿欧元，占到GDP的4%—5%，才能跟上中美发展脚步。报告共梳理出383条具体改进建议。 截至今年7月，整套方案完整落地的只有15.7%。报告建议的方向包括打通资本市场壁垒、消除欧盟内部市场流通阻碍、扩充能源供应、搭建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这些对策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上反复被讨论，却几乎没有实质性推进。 泽特迈尔在专访中特意点名《工业加速器法案》，直言把这项短期保护性政策当成振兴欧洲工业的长期战略，根本行不通。面对困境，欧洲习惯性选择贸易保护，而非彻底自我革新；保护政策见效快，改革则耗时长、需要大量政治资源并承受短期阵痛。 能源层面，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丢掉长期依赖的廉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用电、用气成本远超美国，德国经济2023年、2024年全年数据均收跌。人口层面，1990年欧盟65岁以上人口占比13.5%，2025年升至22.4%，生育率1.4，低于世代更替所需的2.1基准线。 创新层面，二十多年来欧盟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仅从1.8%缓慢涨到2.3%左右；美国已从2.6%提升至3.4%以上，中国在2020年反超欧盟。目前欧洲能拿出手的顶尖科技企业，主要集中在阿斯麦、SAP等寥寥几家。 《金融时报》文末建议，欧盟真正该做的是完善资本市场、打通内部市场壁垒、稳定能源供给，把政策重点放在升级就业体系、适配新时代产业，而不是死守老旧岗位。泽特迈尔那句“中国已经成为新的德国”，在原文语境中被视为对历史规律的陈述，而非炒作威胁。 特别